讓我們追尋這遠去的駝鈴聲，側耳聆聽先驅者的足音，踏上這條絲綢之路，去領略一路上的奇光異彩……

甘肅教育出版社新書推薦《絲路上的悠遠足音》。

《絲路上的悠遠足音》引言

1868年至1872年的五年間，德國知名的地質地理學家李?；舴遥?833—1905）對中國進行七次地質考察；又一個五年后，出版了五卷本的巨著《中國》。從此，一個色彩斑斕的名字——絲綢之路（SilkRoad），在全世界叫響。科學家、探險家、文學家、藝術家……一直到好奇的孩子們，都對它生發著興趣，馳騁著遐思。人們為這條駱駝商隊往返的路而激情洋溢，為它溝通人類古老的文明而驚嘆不已，為它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而高聲喝彩！

站在21世紀的地平線上，翹首以望新世紀曙光的人們，更迫切地想知道：千古滄桑，歷史賦予了絲綢之路多么深厚的內涵，時間又為它增添了多少神奇的故事？它在鑄造中華文明的進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為承載它的地域筑起了怎樣的文化精神？這些問題，已經是用一條“路”的概念難以闡明，也不是用運輸絲綢的實際活動所能涵蓋得了的。如今“絲路”名稱被廣泛運用，正在說明著這個事實。

20世紀90年代的學者，將“絲路”分作四條：草原絲綢之路——橫貫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帶的交通路；綠洲絲綢之路（也稱沙漠之路）——經過中亞沙漠地帶中片片綠洲的路；海上絲綢之路——經過東南亞、印度，到達波斯灣、紅海的南海路；西南絲綢之路——經四川、貴州、云南、西藏、廣西到印度、東南亞以遠的通道。21世紀的學者又經過嚴格細致的考辨，認為由李?；舴矣?877年提出的“絲綢之路”，主要是指長安與中亞之間的交通往來路線。其他三條，盡管與“絲綢之路”地理上有遙遠的阻隔，運輸的也儼然不是“絲綢”，而是瓷器、香料、火藥、茶葉等，但是，正如學者們所說，能夠涵蓋古代東西方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豐富內容，而且又為世界各國學者所能接受的，唯有“絲綢之路”（Silk Road）這個詞。“絲綢之路”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絲綢之路”是指起始于長安或洛陽，通過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地區，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伊朗等地，連接亞洲、歐洲的交通和商業貿易路線，就是當代研究者命名的綠洲絲綢之路；廣義的“絲綢之路”已經成為古代東、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代名詞，即凡是古代中國到相鄰各國的交通路線，不論是陸路還是海路，均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已不是僅能供人行走的路，它是一種精神的象征，一種文化的昭示，一個充滿奇情異彩的文化系統。我們走在絲綢之路上，我們在探討文化。

研究者把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分為三段：長安—涼州，稱東段；涼州—敦煌、玉門關、陽關，稱中段；玉門關、陽關—蔥嶺，稱西段。按照基本走向與主要地域文化特點，我們將東、中段合稱為河隴道。

河隴道從西安至敦煌，長約一千八百公里，岔路叢生，路況復雜，有北線、中線、南線之分，北線又分為兩路：

北線一：從西安出發，沿涇河西北上，越隴山，過寧夏固原、海原，至甘肅靖遠北渡黃河，經景泰直抵武威。

北線二：從西安出發，沿涇河向西，過六盤山西北向，沿祖厲河而下，在靖遠經黃河北上至景泰，再達武威。

南線：從西安出發，沿渭河而上至寶雞，繞過寶雞至天水間的狹谷險道，沿千河西北向過隴縣，翻越隴山，渡隴關，達秦安。再西向經甘谷、隴西、渭源，越鳥鼠山抵臨洮。渡洮河后復向西行，經臨夏，沿大夏河北上，在永靖炳靈寺附近過黃河，西北向青海民和、西寧，再往北渡大通河，越祁連山，過扁都口至張掖。

中線：從西安出發至臨洮后，北經阿干河谷至蘭州，再沿莊浪河谷過烏鞘嶺至武威。

以上三線越黃河后向一個方向靠攏，經河西走廊由武威西向過永昌、山丹、張掖西北、高臺至酒泉，出嘉峪關，經布隆吉、安西至敦煌。

對綠洲絲綢之路主干道的確定，盡管學者們各抒己見，不斷探索，但人人都無法否認、更無法忽視這樣的事實：無論這條絲綢之路西出長安走哪條道，它都蜿蜒起伏在古代河隴即今甘肅省的大地上，無論走出玉門關、陽關，西去何方，河隴道是必經的路段，尤其河西走廊猶如“咽喉”。

河西走廊上，祁連山的雪水滋潤澆灌，避免了沙漠干旱的災難，既能發展農業，又可經營牧業，農牧兼重，稱天下饒。因此，武威是“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的富邑，張掖為“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股富”的重鎮；敦煌“華戎所交”，是通向西域和中亞的門戶；更有“第一隘口”嘉峪關，兩扇大門陽關、玉門關。比起翻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蒙古草原，路程近捷，危險性小，堪稱絲綢之路的黃金路段。

這段黃金路為承載它的河隴創造了什么？作為黃金路的載體，河隴又因而呈現出怎樣的地域文化特質？

絲綢之路起源、發展于古代“四大文明”中心之間的互相吸引。它的東端是華夏文明的搖籃，西端是埃及、印度、美索不達米亞、中亞、希臘等許多古代文明的源地。而河隴正位于各文明中心之間“文化板塊”的中介線上。

通好使者、出塞將士、高旅行賈、僧人詩客以及大規模的族群遷徙、民眾移居，無數攜帶著“家鄉文化”的傳播者，在“絲路”上東來西往，或駐足河隴熱土，使本來富于混融色彩的隴右地域文化更加顯示出兼容并包的特質和博大寬厚的精神。在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文化背景下，鮮明地展示出自己地域獨特的生機勃勃的文化景觀。以文化傳播者的活動為線索，以河隴大地為交匯點，描繪中西文化在絲綢之路上所孕有生長的“寧馨兒”。從而，我們會感受到，頭尾相隨、緩慢而堅定地行走在黃沙磧口的駝隊所踏出的“絲路”精魂；從而，我們會體悟到，排列成“人”字，展翅高飛“胡天”的大雁，所呼喚著的絲綢之路文化的性靈；蒼涼闊遠的大西北，延綿逶迤的河隴道，為曾東來西往，心系隴土的人們樹立著不朽的豐碑。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是撐托綠洲絲綢之路的天地；“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這是喚醒大漠絲綢之路的性靈。絲綢之路是“人”走出來的，是為生存而走出來的，是為運輸以絲綢為代表的生活用品而走出來的，傳達著人類共同的命運。絲綢之路的開通是漢唐盛世的象征，無論從漢武帝時代張騫的“鑿空”來說，還是從最初盛唐為保衛絲綢之路暢通的浴血奮戰而言，絲綢之路的“通”和“絕”，均關系著整個民族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因而，無論什么身份、什么緣由踏上絲綢之路的人們，他們在絲綢之路上的披荊斬棘、跋山涉水，實現了生命最樸實的價值，為人類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文化交流是人類走向文明的精神命脈，“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古代中國文明同來自古印度、古希臘、古波斯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思想、宗教、藝術、文化因絲綢之路而匯聚，在河隴大地上交融互滲，展示了頑強的生命力。而這一生命力的體現，正是“商旅”一章中的商賈、商胡、商團、商人；正是“使者”一章中的使節、行人、使團、外交官；正是“將士”一章中的將軍、勇士、戰馬、民兵；正是“官民”一章中的移民、流人、遷客、遣犯；正是“僧道”一章中的法顯、玄奘、菩薩、道士。還有眾多尚未寫入這本小書中的志士能臣、作家詩人，以及那些埋頭苦干、為民請命，卻名不見經傳的“中國脊梁”。

讓我們追尋著遠去的駝鈴聲，側耳聆聽先驅者的足音，踏上這條絲綢之路，去領略一路上的奇光異彩！